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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中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来源:研究室 时间:2012-09-05 分享给好友:

摘要:    

自我国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能动司法”、“为民司法”的观点以来,我国许多地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系统率先进行了司法改革,探讨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在试行刑事和解制度过程中,“促进社会和谐、提高诉讼效率、兼顾双方利益、预防二次犯罪、注重保障人权、实现以人为本”如此等等赞扬之声不绝于耳:不仅召开专题研讨会、著述论证,同时更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实践的探索、理论的升华、不绝的赞扬,使得刑事和解制度大有呼之欲出之势。而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对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的怀疑,进而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特别是民间的“赔偿买刑”、“花钱减刑”等说法更是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公平正义。正因为如此,建立并逐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已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内容。本文从刑事和解的提出背景出发,结合本院近年来在审理刑事案件方面的做法、经验和教训,参阅了相关文章著述,进而简要分析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含义、基本原则和表现特征,较细致地分析了刑事和解产生之必然,特别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暴力化、集团化、财产化之趋势日益严重以及国家加强保护未成年人特殊利益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刑事和解在保护未成年人犯罪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对刑事和解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全文共计8097字)     

以下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刑事犯罪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和低龄化特征。在这些犯罪案件中,未成年犯罪总体数量大,而且呈急剧上升趋势,犯罪行为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和侵财型的趋势日益明显。以我院今年受理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为例:从年龄结构上看,17岁以下占22%,17-22岁的占73.5%,22岁以上的占4.5%;从犯罪性质上看,主要集中在抢劫、敲诈勒索和盗窃上,这三样罪占了88.8%(其中抢劫罪占37.8%,敲诈勒索占30.2%,盗窃罪占20.8%,其他占11.2%);从受教育理度上看,初中文化的占58.6%,小学文化的占34.3%,高中文化的占3.4%,其他占3.7%;从涉及罪名罪数来看,一人涉及一个罪名的占88.7%,一人涉及两个及以上罪名的占11.3%。虽然近年来,国家在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方面加大了力度,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建立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防控体系,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事实虽如此,但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外,也与有关法规不配套、操作性不强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工作不得力分不开”(1)。面对如此情形,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罚除了惩戒作用外,还具有一大重要作用即教育作用,特别是在对未成年人的处理上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随着党和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以前单纯强调严厉打击与制裁犯罪的观念已逐渐被‘宽严相济’、‘惩教结合’等理念所替代”(2),特别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构建大调解体系”精神的影响下,各地司法机关已开始积极探索有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新途径,特别是在对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处理方式上,正在积极探讨实行与其他普通犯罪区别对待、旨在有效化解矛盾的新方式和新途径;再一方面,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与理论界、实务部门热火朝天的讨论,更是催生了振振有词的刑事和解方面的立法建议;而与此同时,“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等民间说法也日益明显,这使我国司法的严肃性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影响下,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目前,没有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对刑事和解予以解释或阐明,有的只是在司法实务方面将其作为一项规则或制度,或是学术界对此的观点和看法。“在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检察机关首次正式提到了‘刑事和解’,但也只是将其当作完善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项辅助措施”(3);而没有对“刑事和解”做概念上的阐述或说明。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有专章规定,但规定较为原则。结合司法实际,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就犯罪行为的损害赔偿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实际履行,从而促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悟、改过自新,同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谅解(通常情况下出具谅解书),司法机关据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给予从宽处理的法律制度。     

三、刑事和解的特征:     

1、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中的主持者。由于“民众在刑事和解方面对办案机关具有依赖性和对其他社会组织的不信任”(4),使得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具有审查的权力和较大的公信力,但在和解中司法机关也应只起主持、建议、见证的作用,而真正起决定作用、能否达成和解协议的决定权还是在于当事人双方,司法机关和其他调停人的介入,目的是促进双方减少对立,达成和解,减少矛盾和社会对立面,从而为能动司法、和谐司法进而促成真正的社会和谐打下良好的基础。     

2、刑事和解不能等同于民事调解。其表现为:民事调解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之冲突即民事权益纠纷,而刑事和解则主要是通过解决因犯罪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等途径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刑事争端。如果是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民事调解,则具有法院判决的法律效力,而刑事和解不具有民事判决的效力,其具有的是刑事法律意义,司法机关如法院要根据刑事和解的情况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和承担责任的大小。     

3、刑事和解不能等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以解决刑事责任为主,同时附带解决因犯罪行为而引发的民事责任,其本质上还是解决的民事问题;而刑事和解则是强化民事、淡化刑事,是从解决民事争端入手来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其本质上解决的是刑事责任问题,只是民事争端的解决结果通常影响刑事被告人的刑事量刑问题,即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从宽处理犯罪人。较附带民事诉讼而言,通常刑事和解时,被害方获得的赔偿更加及时、丰裕,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更容易得到支持,执行过程也更为快捷有效,因而受害方更易于接受;同时,由于加害方对受害方进行了赔偿,因而获得了从宽处理的机会,加害方也更加易于接受。     

四、未成年人犯罪中刑事和解现象产生之必然     

“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模式,刑事和解体现着和谐、公平、民主、效益等时代精神,追求着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最高价值,有助于发挥刑事司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实现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5)。刑事和解制度不仅在我国有着丰富传统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而且在加大改革开放进程、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时代背景下,在与世界法治潮流相契合的新形势下,也具有产生的必然性。     

1、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观念中,儒家思想一直是“正宗”、“正派”与“正统”的观念,尤其是其法律文化的核心即“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底蕴更是根深蒂固于民众之心。从儒家孔子之“礼之用,和为贵”,到道家主张的“合异以为同” 及“兼爱”、“非攻”; 从西周的“明德慎罚”、“刑罚世轻世重”、春秋时期的“以德去刑”、汉代的“德主刑辅”之道,到唐朝“宽仁治天下”的立法原则(6);从“大道之行”到“均贫富”的思想观念,无一不表明普通民众追求和谐的良好愿望。特别是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方面,更是注重“有教无类”、“小子可教”,因此,刑事和解是以“和”字为价值追求,体现了刑法的宽容性,这些都与我国“冤家宜解不宜结”的传统观念相吻合。     

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经济转型时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而为了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以“严打”为常态的刑事政策固然有其必要,但“和平与发展”一直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严打”不可能成为永远!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正进入到高速、平稳发展时期,以“严打”为常态的刑事政策已与当今社会形势格格不入,因而宽严相济、体现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已成为必然,由此,“刑事和解”也就应运而生。     

3、近年来,国家在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方面加大了力度,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通过学校、家庭与社会齐抓共管,形成了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保护的良好氛围,促进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但同时也应看到,未成年人正处于身心迅猛发展时期,其摆脱束缚、显示自我的心理需求特别强胜,而客观上其自制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又极为脆弱,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方面要注重“罚当其过”,同时更要注重对他们的特殊保护,尽量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罪犯从轻处罚,以使其受到教育,改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重新做人。     

4、实行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自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来,刑事司法政策就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民司法”、“公平正义”、“宽严相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和被害人面对面地参与和解,既尊重双方的主观意愿,又让受害人在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后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或补偿,同时更使加害人在补偿被害人损失后获得了从宽处理的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兼顾了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的利益,在合法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充分表达了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合理诉求,从而能更快更好地恢复因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较好地体现了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     

5、当今世界,除了和平与发展,“保障人权”不仅是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的一句口号,更日益成为当今各国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在2004年3月宪法修订案中专门增加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理念,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兼顾加害方与被害方双方的利益。由于刑事和解能够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节约诉讼成本、促进被告早日回归社会、及时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缓解被告人和被害人及其家属之间的利益冲突、缓解被告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因此,我国司法机关推行的刑事和解制度,不仅符合我国司法实际,同时也契合了现代国际法治潮流。     

五、未成年人犯罪中刑事和解的特殊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是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出发,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实践探索。在人类社会走向法治、文明的进程中,“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同心声和价值追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特别是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方面,除了对未成年罪犯的惩罚之外,更要注重刑法的教育功能,即对未成年罪犯应“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尽量给其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决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案件处理中,刑事和解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从目前我国刑事司法的社会环境看,未成年人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外,也与有关法律法规不配套、操作性不强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工作不得力分不开”(7)。对于大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言,这些违法犯罪都是由一些江湖义气、小打小闹、偷鸡摸狗或由鸡毛蒜皮的小矛盾而起的,他们本质上不属于那种“头顶生疮脚下流脓”的“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如果以通常的“惩罚”来解决,很可能会使未成年人罪犯产生对抗情绪,甚至于对社会产生不满;反之,如果通过刑事和解予以解决,这样即能使被害方得到及时补偿从而解决实际困难,又能使双方从尖锐的矛盾对立中达成谅解,同时加害人被轻判或免于刑事处罚,而被害人也获得精神和物质补偿,这就能更快的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除矛盾冲突,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     

(二)有利于加害人认罪悔过,有效地预防再次犯罪     

预防犯罪是我国刑罚的目的之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更是我国刑罚的目的和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价值取向之一。特别是针对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较为突出的现象,如何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和感化未成年犯罪人,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要认真研究和破解的难题。司法机关通过刑事和解,促成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地进行沟通、协商,使未成年罪犯对自己的一时冲动所犯下的罪行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这样就更能激发其怜悯之心,有利于其从内心深处进行自我反思和反省,从而促进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而对于被害方而言,面对加害人的真诚悔罪,他们也愿意支持给其提供改过的机会,真心实意地对加害人给予谅解,有时还会主动要求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宽处理。“由于被害人和社会的宽容和谅解,加害人消除了对被害人及社会的敌视,自愿接受惩罚,积极承担责任,这样也减少了上诉和上访的情况发生,避免了被告人不认罪受罚的弊端和负面影响,同时也避免了双方的矛盾对立和仇怨,相应地减少了引发新的矛盾冲突或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的现象发生”(8)。  

(三)减少了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是人们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在“构建大调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当事人家属、基层政权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安、检察院都可以主持和解,而通过这些途径和解后,能够到达法院的这类刑事和解案件数量已极为有限;就是到达法院后,法院仍然尽力促成刑事和解,这样能尽量减少当事人上访、申诉,从而减轻了审判机关的工作压力,使审判机关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工作中。此外,有的案件通过适用刑事和解机制,还能使一些“老上访户”化解积怨,平息上访,为上级司法部门减少处理涉法上访的压力,节约了司法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刑事和解后,双方当事人化解了矛盾,增强了加害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被害人能够得到及时救助,这样能有效地避免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等诉讼程序,也避免了“执行难”的问题,这就提高了刑事司法效率,优化配置了司法资源。     

六、未成年人犯罪中刑事和解的原则     

在没有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定、指导的情形下,刑事和解制度毕竟是一种大胆的偿试,因此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使得刑事和解既合法合情又合理,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合法合理原则     

刑事和解是刑事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处分自己的权利的表现。但由于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公权”,没有法律的授权,个人私权是不可能代替国家公权的。因此,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必须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刑事和解并不是超越法律规定创设一种新的权力(权利),而是在严格依据现有刑事法律的前提下,对现有刑事法律相关规定的细化,是为了更加准确、更加切合时代特征而建立的一项执法工作机制。”(9)就刑事和解的内容而言,一方或双方的让步均应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因此,合法合理原则应是刑事和解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二)自愿处分原则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国家拥有的强大侦查资源和权力渊源,而被害人则基本上被定格于证人的位置,法律赋予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所享有的侦查权力则极其微末,被害人处于被主导的地位。”(10)这样,刑事诉讼被“国家公权所垄断”,自然不能很好地体现加害方与被害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而刑事和解是在“保障人权”和“体现公民意思自由”的新形势下,以“和平”的形式来达到“解决”刑事纠纷的目的,而此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这一点上有点类似于“民事协商”)。因为只有坚持主观自愿,才能保证意思表示真实;只有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才能将其作为量刑的一个依据。因此,“在和解过程中,当事人双方或调停人员及司法人员均不得强迫实施和解,不得强迫接受和解内容。”(11)  

(三)公平正义原则     

追求公平是司法的天然属性,刑事和解必须以公平作为基本准则。同时,因为被害人的损失是由加害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加害人有义务用赔偿的方式补偿被害人,使被害人得到及时救助,以减轻其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在此“降低了社会危险性”的情形下,加害人又是有一定“功劳”的,因此,对加害人予以从宽处理,即是法律正义的要求,刑事和解的这种处理也就体现了公平正义。     

八、刑事和解应充分认识并处理好的问题:     

作为一种大胆的偿试,刑事和解有着无与伦比的优点和优势,但同时也应看到,毕竟其产生时间不长,加之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如果处理不好,会产生“好心好意办坏事”的结局。因此,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刑事和解的合法性问题     

有人认为刑事和解是在现有法律基础上提出来的,而现有法律并未对刑事和解作出规定,故刑事和解会越过现有法律界限而成为一项违法制度。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仔细分析,刑事和解的首要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即是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和解,这与法律规定并无矛盾。从现有实践情况看,刑事和解案件只要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理合法,在不起诉、免予起诉、免予惩罚和从轻惩罚情形之内没有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其积极意义与社会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二)刑事和解与罪刑相适应的问题     

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做到罪刑相称、罚当其过。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刑事和解的前提是对于“轻微刑事案件”而言,而轻微刑事案件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回归社会的积极性和可能性较大,加上刑事和解是在“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和在其“降低了其人身危险性”的情况下进行“从宽”,因此它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三)刑事和解与法外用刑问题     

首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方面,要求具有同样情节的犯罪人,在定罪量刑时应平等对待。事实上,赔偿是对被害人的所应有的合理补偿,这不等于“花钱买刑”,而且赔偿不是从轻的主要条件,更不是从轻处罚的唯一要件,这只是在量刑时所要综合考虑的各个因素当中的一个,并且对于双方是否达成和解协议,以及赔偿的方式和赔偿数额等,司法机关并不主动参与进行。其次,在“罪行法定”原则方面,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就意味着:法律没有规定的不能够处罚,但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却不一定必须定罪惩罚!因此,刑事和解与罪行法定原则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对罪行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刑事和解的适用,从被害人角度讲,使得被害人对侵犯自身权利的犯罪行为有了自由处分的权利,打破了国家公权垄断司法的局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己的权利;从加害人角度讲,在被害人与其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减轻了国家公权力对其惩罚所带来的痛苦,使其更能感受到人性的关怀和温暖,从而唤起他的良知,有利于感化、净化其心灵,使其早日回归社会。”(12)因此,刑事和解并不是法外用刑。     

(四)是对未成年罪犯的特殊保护问题     为了使刑事和解更加有效,在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出专门的特殊要求,以实现“重在教育”的目的。在和解的程序、方式要求上,可以采取多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如不公开审理;先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主动约见未成年人的家长及学校老师,一同分析孩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并帮助未成年人重新获得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通过回访考察及跟踪帮教工作,进一步检查、督促、落实社会帮教措施,避免其回归社会后重蹈覆辙;通过家长、学校、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建立完善的预防犯罪新体系。在未成年罪犯的具体处理工作中,一方面可以对轻微刑事犯罪行为视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以犯罪论处;二是对犯罪情节较重的,应从轻或减轻量刑;三是尽量达成和解协议,尽量对未成年罪犯实行非监禁刑。     

总之,刑事和解制度是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能动司法”的基本精神指引下构建的,是为实现“既保护被害人权益、又保护犯罪人权益”的均衡司法、和谐司法而设立的,这在促进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的和谐视野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中,更是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我们相信,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刑事和解制度也将不断臻于完善,因为“中国的司法改革总体上只能放在社会大系统内,采取司法内外互动的方法,因而只能是条件论的、渐进性的、改良的。”(13)  (1) 《当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调查及对策研究》载于土豆网 发布日期:09-12-10  (2)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滨城区人民检察院 张秀芹、朱姝 (3) 《构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佚名  正义网  发布时间:2010-01-27 (4) 《我国刑事和解现状实证分析》2009年1月20日,载于正义网 (5)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滨城区人民检察院 张秀芹、朱姝 (6)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滨城区人民检察院 张秀芹、朱姝 (7) 《当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调查及对策研究》载于土豆网 发布日期:09-12-10  (8)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滨城区人民检察院 张秀芹、朱姝 (9) 《和谐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追求》 张顺强、王晓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学术委员会编,2009年版第325页 (10)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 陶松 赵云 (11) 《刑事和解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叶祖怀  正义网  (12)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滨城区人民检察院 张秀芹、朱姝 (13) 龙宗智:“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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