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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范围
来源:研究室 时间:2012-09-05 分享给好友:

摘要:     

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数量普遍呈不断增长之势,占整个侵权责任案件的比例近六成。但在审判实践中各法院的判决标准均不统一,影响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在处理该类纠纷遇到以下普遍问题:如何界定交强险的第三者范围问题;交强险赔偿事项的探讨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在交强险中赔偿;在交强险总的赔偿限额内是否按照分项的限额计算赔偿费用;受害人在救治过程中,医院使用的自费药是否应当从赔偿费用中予以扣除等。笔者试图从司法工作者的视角,通过对交强险制度中赔偿范围问题的法律理论和司法实务探讨和分析,梳理出完善该制度的建议。以期更有效、更公正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更好地发挥交强险制度的社会功能,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交强险制度作出微薄的贡献。(全文共9531字)     

以下正文:     

交强险制度的设立一方面不仅能够有效分担投保人的赔偿责任,同时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对于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及时解决,避免矛盾纠纷升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此项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在理论设置和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出现认识和处理上的分歧。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概念    

《交强险条例》第三条规定了交强险的定义,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交强险要求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必须进行投保,保险公司以“不赢不亏”的原则经营,其主要目的是救助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我国首个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保险险种。(1)    

交强险的强制性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是对于投标人而言,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必须投保交强险,没有投保的机动车禁止上路行驶;第二是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对于有经营交强险资格的保险公司不能拒绝承保,也不能够随意与投保人解除相关保险合同;第三是投保后被保险机动车除法定的三种情况外,投保人不得随意解除保险合同。    

《交强险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规定,交强险制定的目的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从交强险的承保条件、保险费率以及赔偿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此项制度是以社会公众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发挥社会保障功能,属于一项政府公益事业。     

一是投保主体的广泛性,即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都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二是交强险的受益人范围和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范围比较宽。三是不论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是否有过错都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区别只是赔偿的限额不同而已。另外,交强险中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几乎容纳了所有道路交通风险(除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外)。        

三、域外交强险制度的基本情况     

通过梳理域外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交强险制度上的立法经验,可以看出虽然各国因法律体系不同,具体国情不同而有制度上的取舍,但对交强险单独立法并建立相应的交强险制度是大家通行的做法,并且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具体包括交通事故责任从传统民事责任体系的脱离,强制保险与契约自由的结合;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倾向等。美国大部分州实行强制无过失保险,在一定范围内排除侵权责任的适用。英国实行交强险与赔付能力证明制度共存的制度,赋予了第三者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德国交强险设有最低赔付数额和最高赔付数额,保障范围最为宽泛,不仅及于人身损失和财产损失,甚至还包括受害人的间接损失。日本立法将乘客纳入受害人的范围,属于交强险的赔付范畴,但赔偿范围仅局限于人身损害赔偿,不包括财产损失。台湾地区确立了强制无过失的交强险制度模式,并且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车上人员均涵盖在交强险第三者保护范围内,这些都是对传统交强险制度的突破。        

根据《交强险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和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受害人”的字面理解,是将被保险人、本车人员排除在交强险的第三者范围之外。然而这样规定后,在现实生活中则将第三者范围最小化,导致很多应当受到保护的人身权益无法得到交强险的保障。要深入理解交强险中受害人的范围,就必须弄清楚“本车人员”及“被保险人”如何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本车人员(车内人员)”和“车外人员”的认定,有着不同的理解认识。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张某驾驶车辆搭乘王某外出,在一急弯处发生交通事故,王某从车内被摔出后又被张某驾驶的车辆碾伤。如何认定王某的身份?是《交强险条例》中定义的受害人吗?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付呢?一种观点认为,王某是“本车人员”,不属于交强险中规定的受害人,不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另一种观点认为,王某在被摔出来的瞬间,身份已经从“车内人员”转换成“车外人员”,属于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的受害人,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偿。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分别处理。第一种情况,王某从车内被摔出来又被该车碾伤时,身份已经由“车内人员”转换成“车外人员”,交强险只对王某被张某驾驶车辆碾伤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其人身损害不承担责任。因为,王某从车内摔出时属于“车内人员”,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不应当由交强险赔偿,而应由商业三者险赔偿。第二种情况,如果王某从车内摔出后没有被张某驾驶的车辆再碾伤,而只是遭受了被摔出倒在地上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就不属于交强险中的受害人,仍属于“车内人员”,其人身伤害损失只能在商业三者险中赔付。第三种情况,如果王某从车内摔出后是被其他车辆碾伤的,对于张某驾驶的机动车来说,王某属于“车内人员”;对于其他行驶的机动车来讲,王某就属于“车外人员”。王某所遭受的人身及财产损失,就可以在其他车辆交强险的范围进行赔付。     

因此笔者认为,本车人员应当指,交通事故发生时,处于保险车辆上的一切自然人,包括经过车辆所有人、管理人、被保险人同意搭乘机动车的处于本车车体内的人员。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车人员在不同的情况下其身份是不同的,将“本车人员”不区分情况,就直接排除在受害人范围之外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包括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我们这里对其进行分别认识。     

1、投保人     

《交强险条款》第四条对投保人做了定义,但是现实中的情况总是千变万化,非法律规定所能涵盖。审判实践中,就有这样的案例,投保人赵某驾驶车辆在行使过程中,车辆出现了故障,于是赵某下车进行维修。此时被孙某驾驶的另一机动车追尾造成交通事故,致赵某受伤。本案中赵某是否应当成为交强险保护的第三者,遭受到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是否能够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进行赔付?类似的情况还有,未驾驶机动车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作为乘客时、本车人员在上下车的过程中等。一种观点认为,源于责任的混同原理,自己不能向自己赔偿,所以投保人排除在受害人的范围之外是理所应当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权利的赋予和权利的使用是不同的概念,赋予投保人在特定条件下的身份转换,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变通,是基于对人身权的平等保护。(2)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交强险立法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即使是投保人本人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也可能成为受害人,从“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出发,应当得到保护。     

2、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有两类,即是投保人在投保前就已经确定的驾驶人,及其临时指定的驾驶人。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案例中得到一定的启发,春节期间,投保人甲将其保险车辆借给同事乙过年回家使用,乙具有机动车驾驶资格,后该车与丙驾驶的另一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本案中的乙的人身及财产损失能否获得交强险的赔付呢?有学者认为,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基于投保人对他的信任,取得对车辆的控制,其受到的损失应当不属于受害人的范围。也有学者认为,这样临时借用人员不属于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且在驾驶中也没有得到任何收益,应当划入交强险的受害人的范畴。《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保险车辆在租赁、借用情况下,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交强险的赔付范围,并由使用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车辆所有人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由于我国的交强险是实行的交叉赔付原则,该法条的规定,只是解决了对方赔付的问题,而对于本案中的乙仍然没有明确的说法。如果按照《交强险条例》受害人的定义,乙还是得不到交强险的赔付,仍然被排除在法定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由此可见,将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纳入交强险的保障,对于实现交强险的立法目的是大有裨益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我国的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包括了财产损失。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引起了投保人普遍的非议,认为投保费用高,但实际赔偿金额仅仅2000元为限,根本达不到弥补损失的目的。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虽然设立财产损失包含于交强险范围的初衷是好的,然而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不宜将财产损失纳入交强险保障范围。理由如下:     

第一、从国外立法经验来看。从交强险制度的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区别对待财产损失与人身损害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主要表现在责任严格化和保险强制化的重心在于人身损害,很少涉及财产损失。(3)     

第二、从社会成本上来看。将财产损失纳入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增加了保险公司理赔的复杂性,降低了理赔效率,甚至影响了法院审理案件的质效。     

第三、从交强险的立法目的看。我国交强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益,对于受害人来说,财产的损失是可以恢复,而人的生命健康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第四、从对交强险的发展上看。将财产损失纳入交强险的范围,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负担过重时,将通过提高保险费率,把责任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从而影响交强险制度的覆盖面,最终威胁到这一制度的运行。(4)    

1、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关于精神损害是否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均未作出具体规定,而《交强险条款》将精神损害列入承包范围内。     

有人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赔偿完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相关项目后,其余的剩余款项中予以赔偿。也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惩罚侵权人的性质,因此与交强险确立的保障受害人及时有效赔偿的立法精神相互矛盾。故我国的交强险的赔付不宜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5)     

对上述两种主张笔者不敢苟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释义》中,明确解释责任限额中的死亡伤残费用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事故造成了受害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在赔付了相关医疗费用的基础上,也应当对受害人给予精神上的抚慰和补偿。在造成伤残的情形下,受害人理应享有与其他伤残费用同样的,根据自己的伤情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的亲属可以诉请法院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判决保险人赔偿,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基于人身损害所产生的,故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属于死亡伤残赔偿范围。     

2、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险中的赔偿顺序问题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并不在商业三责险的赔偿范围内,当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总和大于交强险责任范围时,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顺序不同就会导致受害人获得不同的赔偿金额。如受害人选择先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之后的财产损害赔偿中超过交强险责任范围的部分就可以通过商业三责险进行赔付;但如果受害人选择先对财产损害赔偿,那么超过交强险范围的精神损害赔偿,商业三责险就不会赔付。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这一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也出现了不同的判决方式:     

(1)优先在交强险限额中赔偿。从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原则出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优先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中得到赔偿,因为此项在商业第三者险中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赔范围得不到补偿。     

(2)在交强险限额中按照一定比例赔偿。由法院认定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金额,判决一部分在交强险限额中进行赔偿,剩余部分由肇事方承担。     

(3)不在交强险限额内处理。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惩罚侵权性质,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中应该先行赔偿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等项目,而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则应当由实际侵权人承担给付责任。     

笔者所在的法院采取的是第一种判决方式,即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考虑全额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交强险条款》的规定内容,明确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保险公司的赔偿项目内,不属于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而实际上,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经常会因此得不到赔付。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更有利于最大限度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受害人优先享受了精神损害赔偿后,还可以在商业三责险的范围对财产损失进行赔付。    

交强险的责任限额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对每次保险事故所有受害人的损失所承担的最高赔付金额。(6)《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对责任限额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同时还规定在我国实行的是统一的责任限额制度。2006年与2008年确定的交强险责任限额比较如下表: 赔偿限额项目2006年版(6万元)2008年版(12.2万元)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万元11万元有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000元1万元有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2000元无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万1.1万无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600元1000元无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400元100元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2006年规定的6万元交强险赔偿限额在实际的事故赔偿处理中,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不能体现其社会保障功能,以至于该制度受到社会的质疑。尤其对于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5万元的死亡伤残限额远不能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亦不能充分弥补被保险人可能要承担的风险,其余很大部分的风险责任仍然需要通过商业第三者险来分散或者由被保险人自担。2008年责任限额的修改,最大的变化是对死亡伤残限额的大幅度提高,对无责任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的调整,体现了立法在人身伤亡赔偿问题上倾斜。    

通过司法实践证明,分项责任限额在应用时让受害人的受偿权利遭到了极大的限制,各项损失只能严格在对应的分项责任限额内赔偿。即使总的赔偿限额还有剩余,只是分项限额不足时,受害人仍不能获得充分的赔偿。最明显的就是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仅仅1万元的限额并不能很好实现的交强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最直接的也可能是最大的损失就是在医疗费用上, 在目前我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前提下,1万元怎么能够满足受害人的抢救及治疗需要呢?在重大伤亡事故或多人伤亡事故中,由多个受害人来分配1万元的限额,分摊到每个受害人的身上能够占多大的比例可想而知。另外,有不少事故受害人伤情比较严重,医疗阶段花费大笔医疗费用,伤情治愈后经过鉴定其伤残等级却不高,直接导致其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中赔偿金额也不高。这样就会导致受害人的大部分医疗费用无法从交强险中得到赔偿,若肇事方也没有赔偿能力,则受害人的大部分医疗费用损失将得不到保障。面对这样的尴尬,我们很难认可分项责任限额的合理性。     

当前,有部分法院在判决中,对于赔偿的项目并不具体计算在各分项限额中,而是在交强险总的赔偿限额中予以计算各项损失,即是保险业所说的“打通了各分项赔偿限额”。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这种做法无视《交强险条例》的明确规定,选择性地适用法律法规,存在明显偏袒一方的嫌疑。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现行的分项责任限额设置本身就过于死板,无形中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由于人身损害赔偿限额下的分项,即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两项,因此,建议法院在判决这两项费用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酌定赔偿,一定范围和条件地突破分项赔偿限额的限制。具体操作办法是,未改现行规定之前,法院可以突破事故医疗费补偿1.1万元保险赔付上限的规定,确实需要超出的部分可以在伤残补偿金10万限额内酌情判付;对于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等其他分项赔付限额暂时不宜突破。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缓解目前受害人医疗费用压力负担过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受害人出现死亡和伤残的不同情况是,能够使其在死亡和伤残的赔偿金额在使用上达到相对平衡。    

《交强险条款》规定,交强险责任限额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合计12.2万元;无责时仅为10%,即12200元。当出现一起交通事故造成多人受伤时,如果按上述分配限额计算,死亡人数越多,每个人得到的赔偿就越少。反之,如果只有一人死亡,其得到的赔偿金要比多人死亡每人得到的赔偿金更多。因此,笔者建议应结合实际情况,在交强险条款中制定详细的赔偿标准。第一、以受害人为出发点,确定每次事故每人的赔偿标准。不论是只有一个受害人的一般交通事故,还是群死群伤的重大交通事故,使每个受害人能够享受相同的赔偿标准。第二、医疗费用的赔偿限额应建立与医疗费用增长相适应的增长机制。随着医疗费用的提高,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已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尤其对于伤情严重,治疗周期长的受害人更是杯水车薪。第三,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中,详细制定按具体的伤残等级确定赔偿限额标准的实施办法,不同的伤残等级对应不同的赔偿金额,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撞死”与“撞伤”得到相同赔偿的不公平现象。    

通常说的自费药,即非医保用药,是指不属于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的药物。由于医保用药的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在对医疗费用进行理赔时就表示不承担自费药部分的赔偿,而只承担医保用药部分的赔偿。其依据是《交强险条款》第七条关于抢救费用的规定,以及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由于创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范围每年都在更新,对于医疗期间的用药是否属于“医保用药”,保险公司和受害人都不明确,通常的做法是保险公司在受害人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中,毫无根据的剔除10%-30%,被剔除的部分则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保险公司还有一个抗辩理由是,受害人的医药费用还可以通过社保的途径予以报销,这样一来,受害人就得到了双份的赔偿。     

针对保险公司的抗辩,法院在处理自费药的问题上,有如下做法:第一种做法,不认可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认为受害人在治疗过程中的用药不是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而是医疗机构的医生根据病情需要及专业知识开具的,在抢救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关键时候,更不可能区分是自费药还是医保用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医疗费用不区分自费药和医保用药,全部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付。第二种做法,在医疗费用的基础上按照15%-20%的标准剔除自费药。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如果均同意就以此为标准从医疗费用中扣除;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就只有通过司法鉴定的程序,通过专业鉴定机构来确定哪些是自费药的部分,再根据鉴定结论予以扣除。这样的处理程序显然增加了诉讼成本,浪费了司法资源,不利于对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笔者认为,《交强险条款》是由保监会制定的,其法律效力低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在上位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直接适用。因此对于医疗费用中是否属于自费药的部分,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如果能够证明该项开支的费用,并不是治疗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伤情而花费的,在法院判决中应当予以扣除。在保险公司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其主张按一定比例剔除受害人的医疗费用的理由就不应当支持。    

我国交强险第三者的范围规定过于狭窄,将受到财产损失的被保险的家庭成员,以及乘坐被保险机动车而受到损害的任何人,包括驾驶员在内,均排除在交强险的受害人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设立交强险是为了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的法定强制险种,如果狭义理解并适用受害第三者的范围,那么被保险人或保险车辆驾驶人员的家庭成员在交通事故中,将得不到有效的救助,使得交强险的保护范围大大受限,有违设立交强险制度的初衷。建议借鉴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行做法,考虑将乘客,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纳入受害人的范畴。    

对财产损失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能够节约保险资源,以此提升保险效率,使我国目前有限的保险赔偿资源为更多的受害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同时,将财产保险部分改为自愿投保。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交强险的保险费率,投保人在投保前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及需求,对是否投保财产损失险作出选择。另外,保险费率降低后,投保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都提高了,交强险的保险覆盖率在现有的基础上必然会上升。    

目前受害人不能直接请求保险公司履行赔偿责任,在理赔中保险公司可以随意选择是直接向受害人赔付,还是向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在诉讼中,受害人也只能在起诉被保险人的案件中将保险公司一并追加进来,将其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由于案件的审理期限较长,及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受害人的权益往往不能够得到及时的保护。笔者建议,将《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对被保险公司享有直接请求权,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限额内直接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同时,我国在机动车责任事故赔偿纠纷案件处理中,可以借鉴英国的“绿卡制度”,受害人选择就近的保险公司理赔或诉讼,以减少诉累,对于交通事故的双方当事人都是非常有利的。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存在差异,而交强险却实现全国统一费率标准,这是不符合法经济学原理的。保险费率的制定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根据投保人的年龄、性别、驾龄、车辆行驶地区的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制定精确的计算指标。在此基础上核定保险费率,并将本年度是否赔偿作为浮动的奖惩依据。保险公司可以按照不同程度的违法情形,制度不同的增减比例,针对每个投保人的具体情况适用不同的保险费率。    

目前世界上交强险责任限额的设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规定最低赔偿限额,如德国。另一种是规定最高赔偿限额,如日本等大多数国家。我国的交强险制度的保障水平偏低,采用的是最高赔偿限额设置方式,总额为12.2万元的交强险赔偿限额通常无法对受害人进行全面充分的救助。在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保障受害人的基本生活和医疗救助。笔者建议,在国家立法中只是原则性地规定最低赔偿限额,并建立定期调整修改赔偿限额的制度。而将更大的自由权交给保险公司,只要是不低于国家规定的底线即合法,可以在保险市场上经营。另一个问题是,赔偿限额应当以“受害人”为出发点,按照每次事故每人的赔偿标准来确定,不论是只有一个受害人的一般交通事故,还是群死群伤的重大交通事故,每个受害人能够得到相同的赔偿。    

由于人身损害赔偿限额下的分项,即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两项,因此,建议在未改现行规定之前,法院可以突破事故医疗费补偿1.1万元保险赔付上限的规定,确实需要超出的部分可以在伤残补偿金10万限额内酌情判付;对于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等其他分项赔付限额暂时不宜突破。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缓解目前受害人医疗费用压力负担过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受害人出现死亡和伤残的不同情况是,能够使其在死亡和伤残的赔偿金额在使用上达到相对平衡。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中,详细制定按具体的伤残等级确定赔偿限额标准的实施办法,不同的伤残等级对应不同的赔偿金额,受害人明白,法院判决也有依据。 (1)丁凤楚:《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2)赵讶利,《交强险第三者范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第24页。 (3)刘锐、李祝用、曹顺明:《中国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4)丁凤楚:“论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完善”,《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04页。 (5)丁凤楚:《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62. (6)丁凤楚:《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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