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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保险赔偿问题研究
来源:研究室 时间:2012-09-05 分享给好友:
 
    摘要:
 
    我国每年交通事故总数及死亡人数已连续十年居世界第一。交通事故类案件占法院受案数正逐渐增加。该类案件的正确、高效审理及统一该类案件的裁判尺度,已成为法院的当务之急。本文拟从程序法方面入手分析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保险公司之诉讼地位,进而分析审理该类案件的实体法依据,再次浅析该类案件审理中出现的疑难,以求能促进该类案件的正确、高效审理及统一裁判尺度。( 全文共计7695字。)
 
    以下正文:
 
    近年来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事故频繁发生,我国2009年的汽车保有量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每年的交通事故总数超过50万件,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已连续10年居世界第一。法院受理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也逐年递增,案情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趋势,该类案件的有效、准确地审理已成为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法院这种情况尤为突出。2004年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该法为交通事故引入了一个新的名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该名词的引入使得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保险公司加入了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人的范围。本文拟就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的保险赔偿问题做一番探讨。
 
    交通事故中与人身损害密切相关的保险有两个:第一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即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而该保险投保义务的产生系基于法律的规定;第二就是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该保险投保义务的产生则基于意思自治,完全取决于车主或者车辆管理人的意愿,最终决定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否转嫁予保险公司。
 
    是故基于上述保险的出现,法院审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也就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情况。在2004年以前,该类案件的赔偿问题一般就仅为事故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的争议,最多牵涉到车主而已。但现在出现了新的责任主体,即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并非事故的当事人,但是又确实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首先,从程序法上考量,在法院审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保险公司到底处于什么样的诉讼地位。在实践中做法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保险公司不应作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系基于交通事故侵权引起的侵权之诉。而保险公司与受害人没有直接得侵权关系,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也仅存在保险合同关系。现在受害方仅以侵权为由,请求法院裁判案件,并非以保险合同关系为由提起诉讼,故保险公司不能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当中。当然投保人在本次诉讼完结以后,仍可与保险公司就保险合同关系为由提起新的诉讼。但这种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利于诉讼成本的节约,实务中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一直就比较突出,这样做无疑雪上加霜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二、保险公司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为:现在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一般都存在交通事故的侵权关系和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除个别未投保或者脱保等情况外)。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另外《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均规定了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受损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是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保险公司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保险公司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十分独到和可取之处,但笔者认为以保险公司承保的险别作为区分保险公司诉讼地位的依据则更为妥当。理由如下:首先,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均规定了保险公司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这种赔偿责任并非代投保人承担,而是直接规定应当保险公司承担。而交强险赔偿责任的产生系基于国家法律的明确规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但正是基于法律规定了机动车必须投保交强险,所以才产生了所谓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产生的最终根源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既然法律明文规定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保险公司承担责任,而且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远远大于事故责任人,笔者认为在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问题中,保险公司应当作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被告较为适宜。这样能更快捷的使事故受害人获得更有力的保障,同时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也更便于其行使诉讼权利,毕竟第三人与被告在诉讼权利上还是有区别的。其次,在商业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则应不同于交强险进行对待。商业险合同关系的产生毕竟不是国家法律的规定,而仅仅是意思自治的约定产生的。而该合同也主要是投保人转嫁事故赔偿责任的方式而已,简言之系保险公司在代投保人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较为适宜,毕竟被告应当是事故的责任人。当然实践中通常的作法基本上就是上述两种,但笔者认为区别对待更为妥当。当然若同时存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情况下则容易造成实务的混乱,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到底是被告还是第三人?这就需要受诉法院进行释明,在交强险中保险公司就是被告,在商业险中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上述第二种观点的合理性即在于找到了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实体法法律依据,但是在程序法上却不一定能成立。因为在民事诉讼的理论中,一案只能解决一重法律关系,即存在多重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法院应允许当事人进行选择需要法院审理的法律关系。交强险是必须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一并处理的,而商业险则由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自由选择是否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一并处理或者另行提起诉讼。实务中基本上是一并处理,因为保险公司、被告也想减轻讼累、降低成本。
 
    其次,从实体法上考量,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什么。交通事故是民事侵权行为,故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是处理该类案件的原则性规定。而具体如何赔偿的问题,特别是保险公司应怎样赔偿的问题,则主要是在《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侵权责任法》第六章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之中做了明确规定。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的赔偿,包含了四个要件: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但是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的侵权赔偿问题,按照《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则毋需受害人举证证明事故当事人各方的过错程度,即在此类案件中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当然这仅是指涉及交强险限额赔偿范围内的归责原则,在商业险中则不同,在商业险中仍然按照一般侵权案件的过错责任归责。而二者之所以存在区别,主要由二者各自的性质所决定的。交强险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由于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后果一般比较严重,事故责任方往往很难承担,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权益的维护十分不利。易造成受害人无钱抢救,或者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因此国家为了分担风险、填补损失,设立了交强险制度。该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强制保险这种方式提高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投保面,分散风险,使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便捷的救治和必要的赔偿,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障。而商业险则没有上述的公益性质。
 
    再次,在法院审理有保险公司参加诉讼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常因为当事人众多,且包含多重法律关系,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较多,常出现混乱。主要存在以下的情况:
 
    一、事故责任人未投保交强险,是否应比照交强险限额承担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不需要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种则认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持前者观点的理由除了以上已论述的交强险属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未投保交强险并不是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仅仅是违反了行政法规,仅需承担行政责任即可。后一种观点则认为,未投保交强险属于侵权行为(1)。正如前述交强险性质,交强险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国家强制性保险,而事故责任人未投保交强险首先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法定义务。其次,未投保交强险将导致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也不能得到有效的赔偿,或者出现事故责任人救助、赔偿的能力偏弱之隐患。而未投保交强险的行为与上述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交通事故中原则上以无过错原则为归责原则,故未投保交强险的行为完全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未投保交强险应比照交强险限额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也利于法律对社会的调整。交强险制度的建立,其目的就在于使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及时、便捷的治疗、获得必要的赔偿,为受害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交强险制度的建立强加给了保险公司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该责任却又为广大的机动车所有人所共同分担。当然对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而言投保交强险又是转嫁风险、填补损失的重要途径。若未投保交强险不比照交强险限额承担赔偿责任,则交强险的国家强制性、社会公益性即无法体现,交强险与商业性的泾渭也就不能分明。笔者认为上述第二种观点,即未投保交强险的应当比照交强险限额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各地的做法不尽一致,目前只有山东省的地方法规《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做了明确规定,其他的省市或者有相类似的规定,或者尚无明确规定。这尚待最高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统一。
 
    二、保险条款与法律、法规的关系及处理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该条款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及国务院《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明显不符。上述法律均强调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论被保险人是否担责,保险公司均应从交强险限额中予以赔偿。而条款中却明显的区分了过错,规避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从《立法法》的角度出发,上位法应优先于下位法适用,下位法应符合上位法。交强险条款若系保监会在国务院授权下制定的,则属于部门规章,在审理具体案件时若出现冲突则应适用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条例》。交强险条款若并非系保监会依国务院授权制定的,而是由保险协会制定的,则该条款仅仅属于行业规定,则更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条例》。
 
    《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能否成为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实务中就这个问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认为发生上述情形的,保险公司仅承担垫付抢救费的义务,其他赔偿义务不予承担。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保险公司在发生上述情形后交强险限额中除不予赔偿财产损失外,其他费用仍应赔偿。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恰当。《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不能将其两款规定割裂开来理解。首先从该条的第二款分析,发生该条所列之情形的保险公司仅对财产损失部分,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再结合第一款分析,则不难得出,发生该条所列之情形的保险公司仍应垫付抢救费用。再次,从立法技术上分析,“举轻以名重”,发生该条所列情形的保险公司抢救费用尚且需要垫付,抢救费用与赔偿费用相比而言属于较轻的层级,故保险公司对赔偿费用仍应垫付。当然该条也赋予了保险公司追偿权。
 
    再次,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实务中应如何处理。笔者在前文已论述了未投保交强险的事故责任人应比照交强险承担赔偿责任,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肇事及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等情形下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故不再赘述。下面拟就此类案件的审判实务中常出现的问题予以分析。
 
    一、关于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审理。保险条款基本上都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效力则适用《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而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及第十条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仅违反告知及说明义务(《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时,并非当然无效,而是对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当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不仅违反告知及说明义务,且该格式条款存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实际上就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之情形)时,该格式条款才无效。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则还应按照《合同法解释二》第六条之规定,确定由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的告知事实负举证责任。同时该条也确立了保险公司告知义务的标准为足以引起注意、按要求说明即可。故在审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中,若保险公司主张按免责条款承担赔偿责任,则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告知免责条款的举证责任,且该告知达到了足以引起注意、按要求说明的程度。反之则法院应确定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第三者的认定。在多方的交通事故中第三者不难认定,但是在单车交通事故中时,第三者的认定却容易出现偏差。交强险及商业险中的第三者指的是除了本车人员及驾驶员意外的交通事故受害人。而现实中常出现本车人员、驾驶员被抛出车外等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本车人员、驾驶员是否能认定为第三者常常涉及这些人员是否能获得较多的赔偿的问题。笔者认为,认定受害人是否为第三者,应结合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时空关系进行综合认定。当交通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受损有来自事故车辆的原因,且损害形成于事故车辆之外时则应认定为第三者。至于为何能确定为第三者主要原因为:首先,《交强险条例》规定及《交强险条款》中约定的第三者即是从空间角度不属于车上人员的受害人。其次,当受害人受到的损害形成于车外,且具有事故车辆的原因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无论该原因行为的过错程度,保险公司均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责任,故将受害人确定为交通事故的第三者更符合交强险的立法目的,更有力的保障受害人获救、获赔的权利。典型的例子为:车上乘客被抛出车外后,被本车碾压。当然这也只能解决除了驾驶员意外的车上人员是否能成为第三者的认定问题。而驾驶员是否能成为第三者,笔者认为:原则上驾驶员不能成为第三者,但有例外,当驾驶员身份转化为乘客时驾驶员也能成为第三者。所谓驾驶员即实际驾驶、控制车辆的人员。但现实的交通事故中,常常出现驾驶员遇危机情况时跳车,随后车由车上其他人员驾驶、控制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驾驶员一旦离开车辆,而车辆受其他人员控制,则离开车辆的驾驶员一旦受损,则可按照上述“车上人员确定为第三者的原理”确认其第三者的身份。
 
    三、机动车一方垫付费用的处理。现实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机动车一方往往都垫付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而这些费用在受害人请求赔偿时该如何处理?当受害人仅请求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时,垫付费的处理用往往不是难事,双方即使协商不好,也可另诉解决。但是若出现保险公司介入案件时,则容易出现下类极端的现象: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且受害人无任何遗产,机动车一方垫付医疗费、丧葬费若干,机动车一方垫付费用往往如石沉大海一般。我们仔细分析上述案情:机动车一方垫付的所有的医疗费、丧葬费等均是受害人的债务,而受害人死亡,其债务由其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但受害人无任何遗产,一旦受害人的近亲属请求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且不同意扣除机动车一方垫付的费用时,在受害人近亲属获赔后机动车一方垫付的费用往往无法得到返还。即使另诉向受害人的继承人主张权利,也因受害人无遗产而得不到支持。事故在此情形下,易造成“积极垫付费用、救治伤者最终的结果还比不积极垫付费用、救治伤者的结果还差”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显然又正常理性的人都会去选择“趋利”,即选择不去垫付费用、救助伤者,这种局面、这种社会效果是我们的法律所不允许的,也与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相背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垫付费用不能仅仅理解为死者的债务。应当认定为保险公司的债务。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其大部分时候均是主要的赔偿主体(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而机动车一方垫付的费用实则在为保险公司垫付,故垫付费用属于保险公司的债务。出现上述情形时,即使受害人的近亲属不同意从保险公司赔偿的费用中扣除垫付费用,法院也可直接从保险公司赔偿的费用中予以扣除,并返还机动车一方。
 
    四、同一交通事故多人受伤致残或死亡,交强险限额不足以全额赔偿损失时的处理。遇到上述情况时,法院通常的作法有三种:第一,遵从不告不理原则,对于不起诉或迟起诉的受害人则不赔或后赔;第二,在平均交强险限额分配交强险限额;第三,按照受害人损失占总损失的比例来分配交强险限额(2)。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前两种观点有失公平。因为交强险的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故受害人损失较大的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得到较多的赔偿。
 
    在实务中的其他问题,诸如被抚养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单次事故多人死亡可以统一确定死亡赔偿金的问题,在《侵权责任法》及《适用侵权责任法通知》中已做规定,在此不做论述。
 
    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随着事故的离奇程度增加,案件的审理难度亦增加,又因牵涉的法律条款较多,案件的正确审理及案件裁判标准的统一已成为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当务之急。笔者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统一法律的适用问题,确立统一的裁判标准。同时这也能改变为大家所诟病的“同命不同价”及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调解率不高的现象。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有保险公司参加诉讼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据不完全统计调解率不足30%。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赔偿的标准不完全统一及适用的法律较混乱,各方均认为判决将获得较大的利益,实则是各方未真正明确应承担的责任。若出台较细致的司法解释,则各方对赔偿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则从节约诉讼成本及减轻讼累角度出发,调解也就成为大家较为“有利”的选择,该类案件的调解率也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当然在未出台细致的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作为法官审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时也应仔细甄别案情,厘清法律关系,准确适用法律,也能对该类案件进行正确、有效的审理。


(1)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第三辑,第115页。
(2) 林万泉、雷跃贵:《同一事故多人伤亡交强险如何分配》,《四川审判》2010第3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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