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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现行法院委托拍卖制度的完善
来源:研究室 时间:2012-09-05 分享给好友:
 
    摘要: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将特定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以执行拍卖人及其拍卖程序为标准,可将拍卖分为私人的拍卖和法院的执行拍卖。私人的拍卖,乃指拍卖当事人均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属私法调整。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在执行程序的强制执行措施中规定了强制拍卖,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强制拍卖的法律地位。强制拍卖是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一项强制执行措施,属于司法强制执行权的一部分,与任意拍卖有着本质的区别。199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拍卖法》也对法院拍卖作出了规定。作为执行程序中的一种强制执行措施,强制拍卖与任意拍卖在主体、原则、程序和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我国虽然对拍卖进一步作了细化,但总的来看仍比较笼统,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但是,由于法律规定得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理解和适用上也不尽一致,导致法院拍卖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仅就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拍卖活动中所遇见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希望能对司法实践起到参考借鉴作用。(全文共6049字)

    以下正文: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将特定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以执行拍卖人及其拍卖程序为标准,可将拍卖分为私人的拍卖和法院的执行拍卖。私人的拍卖,指拍卖当事人均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属私法调整,拍卖的原因如果出于所有权人的意思自由,无论拍卖是委托拍卖,还是所有权人亲自主持拍卖,物之所有权人即拍卖出卖人,拍卖行仅为出卖人的代理人。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在执行程序的强制执行措施中规定了强制拍卖,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强制拍卖的法律地位。199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拍卖法》也对法院拍卖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法律规定得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理解和适用上也不尽一致,导致法院拍卖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仅就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拍卖活动中所遇见的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希望能对司法实践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一、强制拍卖的法律属性
 
    强制拍卖是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一项强制执行措施,属于司法强制执行权的一部分,与任意拍卖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委托主体不同。强制拍卖是一项司法行为,委托人只能是司法机关。而任意拍卖的委托人是拍卖标的所有权人,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二是法院拍卖须以债权人的执行申请依法开始强制执行程序为前提,并将债务人的财产依法查封后,才能实施拍卖,换言之,法院拍卖是为满足债权人的债权以强制执行为目的的一种变价方法。三是适用法律不同。强制拍卖受我国民事诉讼法调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不适用于我国拍卖法。拍卖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因此,任意拍卖受拍卖法调整。四是社会影响不同。强制拍卖是一种国家行为,具有引导、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法制教育作用。而任意拍卖仅仅是一种交易行为。五是监督方式不同。强制拍卖活动受委托法院依法监督,法院对拍卖活动有充分的决定权,而任意拍卖是协议行为,不具有公权力的色彩。
 
    二、强制拍卖的程序
 
    人民法院的强制拍卖工作,是一个以内部机制运行为主,辅以外部协助完成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的核心价值是变现的效率而并非只是公正,因此需要有一个规范、便捷、高效的操作程序予以保障。作为执行程序中的一种强制执行措施,强制拍卖与任意拍卖在主体、原则、程序和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我国虽然对拍卖进一步作了细化,但总的来看仍比较笼统,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以下问题。
 
    (一)评估价较高导致拍卖难
 
    凡在法院执行阶段进行评估的案件,90%以上需进行拍卖,而就笔者所在法院,近三分之一的案件最终因估价较高而流拍。200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出台后,对保留价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拍卖财产经过评估的,评估价即为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此项规定,减少了保留价制定中滋生腐败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资产因估价过高而无法拍卖成交变现,而在实践中,债权人往往不愿接受以资产抵债,或一个案件有多个债权人,往往会出现一项资产无法抵债的情况。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资产不能顺利变现也不利于案件的执行。
 
    (二)评估、拍卖案件中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的通知及公告送达相关文书的问题。
 
    在执行程序中如遇到被申请执行人下落不明,需要用公告送达相关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选择评估、拍卖机构,应当提前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将选择机构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严格来讲,对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也要采用公告形式通知当事人前来选择机构和告知机构选定结果。但是实际操作上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告费用承担的问题,大部分申请执行人有困难,不愿承担此费用;二是评估、拍卖案件结案期限会因此大大延长,直接影响执行案件的执结期限,影响办案效率。另外,在该两个环节上采用公告送达,意义不大。理由是,因为评估和拍卖机构均是随机选择,而在评估、拍卖机构选定后,无论当事人有无异议,都要照此办理,不因当事人有异议而改变已选定的机构,况且评估报告出来后,要送达给当事人;进入拍卖程序后,拍卖公司会刊登拍卖公告。
 
    (三)标的物拍卖成交后难交付。
 
    随着近几年评估拍卖工作的推进,执行标的物被拍卖后实现申请人债权已成为申请人对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热切期望,不可否认拍卖执行标的物以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一项主要措施,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拍卖活动虽然是一项有效的执行手段,但是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副作用,其中拍卖标的物不能交付已成为新的执行难,在现有司法环境不是太好、公民遵纪守法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按时自觉交付拍卖物的理念尚未形成,因此,拍卖物得成交往往会成为一个新的执行难问题。
 
    (四)评估、拍卖收费偏高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评估公司和拍卖公司是按标的收取评估费和拍卖佣金,因此,从评估收费来看,评估机构根据标的物的评估价值按比例收取评估,一些评估机构受利益驱动,往往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将标的物的价值就高不就低,往往造成须经多轮拍卖才能变现的情况,不但增加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还延长了拍卖流程,影响变现,影响案件执结率。
 
  从拍卖公司收取拍卖佣金来看,我国执行法院在拍卖时不被允许自行实施,要通过与拍卖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来进行,并通常以《拍卖法》作为适用法律。这也是一种拍卖中“无法可依”时的权宜之计。既然适用《拍卖法》,就要支付佣金。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可以按照拍卖标的成交的比例向买受人收取佣金”,而我国《拍卖法》又规定“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比例……”实践中,一些拍卖公司在向买受人收取佣金的同时,还要向买受人收取一定的拍卖费用,远远高于拍卖公司进行一般任意拍卖所收取的佣金导致意向竞买人需付出更高的代价竞得拍卖标的,增加了竞买成本,降低了竞买人的购买意愿。这种做法导致执行法院委托的拍卖成了拍卖公司最愿意接受的“项目”,一方面拍卖公司收取了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佣金,另一方面许多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在收到扣除了高昂佣金后的拍卖款后,其剩余未受偿的债权因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而被法院终结执行。
 
    三、强制拍卖制度的公信力
 
   法院拍卖的特点是由法院执行机关主持拍卖且债权人必须取得执行根据,因此法院拍卖的进行及其效果,不能没有公信力。国家执行机关凭其公权力所进行的拍卖行为,不仅能取信一般人,而且须能单独承担其拍卖后果的法律责任。法院执行机关的变价权,并不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是,由于发生公法上的强制执行关系而产生,法院拍卖行为即国家机关有公信力的执行行为。因此,不管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存在,也不问拍买人的意思是善意或恶意,更不问拍卖物是否真正属于债务人所有,拍买人均能因信赖法院拍卖有公法上的效力,而原始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此即法院拍卖的公信力的效果。法院拍卖即因国家公法行为而有公信力,拍卖物如为动产,民法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即无适用余地。如拍卖的是不动产,买受人自领得执行转移证书之日起,取得所有权,无须以登记为条件而取得该物所有权,在物权法理论上,强制执行是物权取得中的原始取得,拍买人得法院强制执行的转移证书之日起取得拍卖物的物权(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同时,法院拍卖一旦具有公信力,不仅法院执行机关的威信确立,拍卖人受到保障,而且强制执行程序能迅速进行,以达到执行的目的。尤其在拍卖程序中,有法院拍卖的公信力,才能消除竞买人的顾虑心理,从而竞争应买,增加拍卖底价,保护债权人利益,减少债务人损失,对执行当事人和法院执行工作都有利,所以,应当在立法上赋予并体现法院拍卖的公信力。
 
    四、强制拍卖的法律效果
 
    法院拍卖的物如为动产,一经拍卖,所有权转移给拍卖人时,质权或留置权常因权利人丧失对物的占有而消失,不发生担保物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但不动产拍卖情况与动产不同,其权利的变动不以交付为要件,而且同一不动产上可同时存在性质不同的多种物权,如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可以并存,或同一物上可同时设定多个抵押权。此种情况下,不动产拍卖的效果如何,因公法行为说或私法行为说而不同。采公法行为说者即认为拍买人原始取得所有权,原则上,该拍卖物上的权利义务,从拍买人原始取得时起而消失。主张私法行为说的,既然将法院拍卖认为是买卖的一种,拍买人因继受取得,不发生物上权利义务的消失。依我国《担保法》的规定,强制执行中拍卖的不动产是第三人所有,其拍卖行为无效。所有权人于执行终结后,还可提起请求返还所有权之诉,法院判令应当返还时,原发所有权证书当然推翻其效力,法院也可命令其撤销。又拍卖的不动产因执行异议之诉的结果,应归居于第三人,不论第三人声明异议时,是否申请停止查封拍卖,也不论法院是否准许债权人的申请,拍卖当然失效,应将不动产返还于第三人,执行法院所发生的权利转移证书,可由执行法院依该判决迳行撤销,拍买人如果因此而受到损害,应请求查封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解释是将法院拍卖认为是私法行为的结果。结果固然保护了第三人,但是以牺牲执行程序的安定性为代价。
 
    抵押物的拍卖和抵押物的买卖,理论上应有严格区别。法院拍卖抵押物时,抵押权的消失原因是拍卖行为,而不是以抵押权人是否得到拍卖价金而受清偿。抵押权人为实现抵押权而申请法院实施拍卖时,无论拍卖所得价金多少,无论是否可全部满足债权人的债权,均因法院的拍卖而使抵押权消失。未被满足的债权变为无抵押担保的一般债权。可知抵押权人就卖得价金获得清偿与否,直接与债权的是否消失有关,但与抵押权的是否消失并无必然关系。要知道抵押物经法院拍卖的,抵押权的效力应追及到该拍卖价金之上,而不及于拍卖标的物上。无论抵押物的拍卖是由普通债权人申请,还是因抵押权人发动,抵押权人都得就卖得的价金优先受偿,故抵押权人不得阻止抵押人的其他债权人申请拍卖抵押物。抵押权人既然可就价金受偿,当然没有同时允许抵押权人再在拍卖物上继续享有抵押权的道理。否则拍卖人的交付价金无实际意义,应买人将产生犹豫不决对自己拍买的价标的物不能预见,这对实现强制执行的实效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至于抵押物的一般买卖,依民法的有关规定,其抵押权因此而不受影响,此种情形下,出卖人为抵押物所有权人,与法院的拍卖以法院执行机关为出卖人不同。因此抵押物的所有权人无法基于一般的买卖所为,使买受人原始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抵押权当然不受抵押物是否存在的影响。至于法院的拍卖,执行机关的变价权,并非来自债权人或所有权人的授权,而是基于国家公权力的独立作用发生的。此种行使变价权而拍卖的效果,自应与一般买卖行为的效果有区别,否则强制执行拍卖无存在的意义。
 
    总之,法院拍卖是对被执行人财产申报或拒绝申报后,对其财产通过相应程序强制拍卖的程序,是法院强制执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可以说是新民事诉讼法是否能有效破解“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如何规范评估拍卖程序,以取得良好的执行效果和社会效果是一个非常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有正确界定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的性质、效力和拍卖的程序等问题,才能有效协调执行拍卖中的各种关系,妥善解决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纠纷。作为实施强制执行主体的法院,,必须坚持以强制执行为主线,确保执行机构对执行过程(包括对评估拍卖程序)的全面把握和监督。执行机构只有具有上述功能,才能真正的落实责任追究制度,执行机构必须将标的物的评估拍卖程序与案件的具体情况、当事人对待执行的态度结合起来,并且根据其变化而调整执行策略,才能最终妥善的处理执行的标的物,从而避免因考虑不周带来的被动局面。坚持评估报告和拍卖结果作为证据原则。这个原则法律至上原则的具体体现,任何结果和事实只有经过法律的评价才具有法律效力,执行部门根据拍卖结果制定的确权裁定书正是这种评价的具体体现,评估报告和拍卖结果只有经过司法审查后才具有约束力和执行效力,同样,执行部门经过审查,对不符合案情和其它实际情况的结论可以裁定不予认可,从而体现法官的中立性和裁判性。、坚持执行部门具体执行、委托评估拍卖部门程序配合的模式。执行部门对结果负责,对当事人在评估拍卖过程中的异议进行裁定,委托评估拍卖部门对评估拍卖的具体程序负责,从而做到执行部门在不接触评估拍卖单位的情况下,对其评估拍卖的结果正确评价,达到监督整个执行过程的目的。坚持评估拍卖程序启动的提前告知程序。强制处置被执行人财产权益,势必会引起其情绪反映激烈,执行部门应在启动评估拍卖程序前与利害关系人充分沟通,书面告知启动此程序后对其即将产生的后果,以及会导致其履行债务成本的增加。在拍卖前更要告知其如果拍卖会导致的不利后果,从而为当事人接受拍卖结果以及顺利交付拍卖标物打下坚实的基础。坚持以实现申请人债权为目的,突破执行若干规定关于拍卖降价幅度以及拍卖次数的限制。社会的发展不断在前进,公民的价值观念在不断的改变,标的物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社会大众的评价,在确保充分做到让广大群众知晓的情况下,对标的物的拍卖价值应界定为能实现为止,这点也是区别于申请人系拍卖标的所有人自主定价的显著特点,从而体现司法拍卖的强制性。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强制拍卖委托在近年来不断实践的基础上需要构建新的机制,不断适应强制拍卖工作法制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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