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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枫桥经验的形成与演变的研究
来源:彭力家 时间:2018-06-29 分享给好友:

引言:

枫桥经验的时代感

1963年,历史的目光聚焦在美丽的枫溪边,浙江诸暨的一个宁静小镇—枫桥。从此,“平安”这个词有了全新的诠释: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历经50多年的风雨洗礼,“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升级。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5周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传承发扬“枫桥经验”基本精神、丰富发展“枫桥经验”时代内涵、创新拓展“枫桥经验”崭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枫桥的历史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唐·张继)。

枫桥是江苏苏州西郊的一座古桥,位于枫桥镇(今枫桥街道)铁铃关前,跨上塘河(古运河),枫桥以唐代诗人张继的七绝《枫桥夜泊》而闻名天下,现与寒山寺、铁铃关和枫桥古镇共同组成枫桥景区。

枫桥旧名“封桥”,因漕运夜间封此桥禁止船只通行。后讹为“枫桥”。《吴郡志》卷十七:“枫桥,在阊门外九里道傍。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一说原名枫桥,一度讹称封桥,宋王珪亲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一字遂正视听。

枫桥始建于何时,待考。唐诗人张继写有《枫桥夜泊》诗,遂为今名。现桥为清乾隆三十五年重建。咸丰十年毁。同治六年又重建。

枫桥桥长39.6米,宽5.7 米,跨度10 米。西坡踏步二十八级,东坡落于铁铃关内。额镌“重建枫桥”四字。桥南石柱上刻有“仁济堂安仁局董事经办”,“同治六年丁卯八月建”。[1] 

二、“枫桥经验”的历史由来

“枫桥经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改造“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分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中央决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许多地方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依然是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运动之初,枫桥一些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也提出了不少过激要求。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工作队发动枫桥群众开展“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了“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的一致看法。斗争会上干部、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结果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全部四类分子说服了。枫桥由此创造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枫桥经验要旨是怎样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

由此,毛主席当年在了解到“枫桥经验”之后,非常重视,亲笔作出了如下批示,内容抄录于下:

《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在毛泽东批示的一年后,党中央肯定推广“枫桥经验”已大显成效,196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而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    

三、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

“枫桥经验”历时55年,其工作定位不断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调和阶级矛盾”的经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经验——新世纪“加强社会管理”的经验——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经验,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鲜明的工作定位和相应的工作方法。

第一个阶段:调和阶级矛盾(1963—1978)。主要工作定位是“依靠和发动群众,改造‘四类分子’,后来又拓展到就地改造流窜犯,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枫桥经验”在改造“四类分子”运动中,创造出“摆事实,讲道理,给出路,摘帽子”的做法,从而对改造“四类分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将这种做法积极运用到就地改造流窜犯、帮教违法失足青少年等方面,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年的经验,初步实现了社会秩序的重构,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枫桥新经验。

第二个阶段:维护社会治安(1978-2002)。主要工作定位是“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加强群防群治,形成镇村联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有效维护社会安定,就地解决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又成功地进行了创新,率先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力推进群防群治,通过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好经验。

第三个阶段:加强社会管理(2002—2012)。主要工作定位是“通过平安建设、网格化管理、大调解、信访机制等加强社会管理,整合各类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紧紧扭住群众路线这条主线,以群众工作统领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枫桥的干部群众树立改革和发展并举、平安与稳定并重的理念,创造了“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新经验,成为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新典范。枫桥镇从2007年起,连续三次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2008年,捧得代表全国综治工作最高荣誉的“长安杯”,诸暨市2010年成为全国首批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

第四个阶段:创新社会治理(2013—至今)。主要工作定位是“通过基层党建、法治建设、社会组织、村规民约、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互联网+’等创新社会治理,从源头上预防矛盾”。

当前“枫桥经验”正处于第四个阶段,其工作定位是创新社会治理,而且重点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我们要给“枫桥经验”注入新时代元素,率先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与实践创新。[2]

四、“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

“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始终不变的。无论是最初的“枫桥经验”,还是新时期或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其核心内涵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实现“矛盾不上交”,将问题解决在基层。

1963年10月,毛泽东对“枫桥经验”的第一句肯定性的话是“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1963年11月22日,经验材料报上去后,毛泽东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并跟公安部领导谈话“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可见,“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实现“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中国转型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内涵是不变的,但方法不断在变。最初是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自治),后来增加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治),现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德治)解决矛盾,即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方式解决矛盾,甚至还可以用智能化、专业化的方法解决矛盾。

五、习主席关于“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

2003年11月,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六、枫桥经验的未来演变。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是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进入新时代,经历岁月洗礼的“枫桥经验”,不仅没有被遗忘在人们记忆里,反而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一)“互联网+”下的“新枫桥经验”

社会治理的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动力也来自于基层,面对网络犯罪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单靠警方的单打独斗远远不够,互联网企业集信息技术于一身,显然是打击网络犯罪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阿里巴巴与各级各地政法机关密切配合,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模式开辟出了一条警企合作、群防群治的新思路,这也是社会治理创新可供借鉴的好的经验。

在互联网时代,通过政民E线、政务微博、民生微信等,利用“互联网+”,打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信息渠道,拓展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构建起新型的基层自治体系。

互联网+”带来的创新活力背后,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深刻足迹,在推进杭州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写下耀眼的新篇章。  

正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科技发展成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带来新变革。  

借鉴“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精髓,推动“枫桥经验”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继承和新发展,由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向促进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延伸,打造一个社会化、多元化、现代化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新格局,为全面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提供法治保障。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明天,同样将是搭乘“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快车,进行深度服务创新,让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更好地服务民生、服务经济、服务社会。  

(二)传统文化下的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之所以长盛不衰,其重要原因就是它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这实际上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作为考虑一切的根本。用中国传统理念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宋明理学强调人的主体性,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强调道德理性对于个人境界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其中“和”的基本精神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它意味着通过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紧张,消除彼此相争,通过共同的理想和相互沟通,可最终达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正是因为枫桥当地的干部群众重视人本身的价值、尊重人的存在而造就了富有人文关怀精神的“枫桥经验”。枫桥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枫桥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较高的思想觉悟,既善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又敢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得“枫桥经验”源远流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被誉为“中国古代法制与法文化的哲学基础”的“人本主义”精神[2]和散发着文明与理性之光的“尚和”观念,不仅体现在“枫桥经验”产生之初对改造对象的帮助教育和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中;也贯穿于其后的各个时期,极大地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及生活秩序的和谐稳定。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体现在“党的领导与群众智慧的结合、以人为本与民主法治的结合、尊重传统与发展创新的结合、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结合”等方面。“以人为本”“崇尚和谐”“调处息争”“睦邻友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乡贤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之所以能在“枫桥经验”的发展中熠熠生辉且不断进行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得益于群众对传统文化的有益内容进行自觉选择和弘扬。

因而,“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理论与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实践的有效勾连,也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的延续、继承和发展。换言之,“枫桥经验”是古今基层治理文化有机结合的典范。[3]

(三)社会安全感下的枫桥经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的最新表达。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这为社会安全的范式建构与枫桥经验的范式转型提供了价值指向。在枫桥经验55周年即将到来之时,我们更有必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建构社会安全维护的大逻辑框架,深入探讨枫桥经验的本质内涵与理论范式。

“安全感”是社会安全的标志,“场域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实质“共享安全”是社会安全的根本。“安全感”“场域安全”“共享安全”是枫桥经验理论范式转型所必须重视的三个范畴,它们支撑起了安全的“主体”“客体”和“行为体间”相互关联的整体逻辑架构,也为新时代社会安全维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破解现实安全难题提出的原则与路径应当是:“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解现实安全难题设定的社会安全目标与蓝图应当是:“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社会治理考核方式应不断完善。无所不包的全面考核可与重点考核、关键指标考核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社会维稳应从全民动员转向科学维稳、精确维稳。减少那种兴师动众又没有什么实效的大动作,讲求实效,减少成本。在信息化时代,要充分利用先进手段,及早发现问题,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维稳的导向是要增强人民安全感,而不是到处设卡、检查,无端增加社会的紧张感。[4]

(四)大数据下的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从1960年代起始终与时俱进。信息化兴起时,“枫桥经验”就引入了和乡村治理有关的信息系统。现有的“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平台”、“基层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多元化的实施路径,但是大量的系统只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有效地预测问题,不能把问题化解在萌芽之中。

大数据通过全新数据分析、加工、处理模式和方法,用于乡村的生产、生活、村务、人员活动、邻里关系、家庭矛盾、社会治安、外出务工、就医上学等各种乡村治理和社会服务,使各级政府部门具有更强、更快的决策力、洞察力、优化能力及快速反应和应变处置方案和预案,真正做到把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以及群众不满的情绪和诉求都能得到满足和化解。它的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数据和信息进行专业化处理,用于解决各种老百姓的实际困难问题。

从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来看,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提升方面,可通过大数据技术搜集与乡村治理有关的各种最新的实时变化的海量数据,在最短时间内对数据进行整理、组织、分析后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研判、预测,帮助党和政府从第一手数据和信息中进行决策,客观准确、及时快速地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响应村民的诉求和需求,从而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服务能力的精准化、个性化。

信息化的迅速发展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因此“枫桥经验”必定会与时俱进地利用大数据来丰富完善其理论内涵,并将“枫桥经验”推广到全国。

 

 

参考文献:
  [1] 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推荐表(桥梁).苏州地名网.2013-08-03

  [2]《学习时报》2018122日第4

    [3]王斌通:乡贤调解,创新枫桥经验的传统文化资源20180213

      [4] 陈卫东《法学杂志》, 2017 , 38 (8) :31-41 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推荐表(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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