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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运用分析
来源:付姣 时间:2017-02-09 分享给好友:

法官判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凡诉讼均是围绕证据的搜集与运用而展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由此可见证据在诉讼活动中的核心地位。自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在法律层面上对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确立以来,证据交换制度已在我国民事审判领域践行多年。立法者初衷是通过制定一项能够科学认证的法律制度,保证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民事案件。但因为立法层面的缺陷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导致证据交换在实际诉讼活动中的运用并不理想,甚至于已失去其在法律层面上确立的意义。本文将从C市Q法院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运用的现状出发,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改进的事项,提出可行性的措施,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一、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诉讼机理与价值取向    

(一)证据交换制度及其相关概念    

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是在借鉴英、美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形成于民事审判的改革进程中,是对审判实务不断探索的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三十九条、四十条的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证据交换的概念:“由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将证据向相对方进行开示的诉讼活动”[1]。《民事证据规定》还规定审判人员在证据交换中应当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有争议的证据分别进行记录,从而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此外,《民事证据规定》对证据交换的次数也加以限制,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两次[2],其目的是为防止当事人对证据交换权利的滥用,避免恶意拖延诉讼周期。    

(二)不同诉讼模式下的证据开示规则    当今世界的司法审判领域共存两大诉讼模式:对抗式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纠问式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3]。其中英、美等国主要采取对抗式诉讼模式,而纠问式诉讼模式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控辩双方居于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在法庭上唇枪舌战进行对抗,法官仅仅起到适用法律的作用,后者则与之相反。我国目前采取的是纠问式诉讼模式。结合两大诉讼模式的区别以及英、美国家证据开示制度和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当事人主义,这一精神贯穿整个诉讼始终,自然而然,在这种诉讼模式下的证据开示也是由当事人自主进行。而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虽借鉴于英、美国家的证据开示,但从其确立之日起,就从未褪去过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法官主导的色彩。    

(三)庭审结构对证据开示规则的影响    

庭审结构也就是庭审的方式,可理解为法官依法按照特定的程序审理案件的方法和形式,程序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诉讼的公正性。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庭审结构也在逐步完善,正是在这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我国特有的证据交换制度。笔者将《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部分条款修改前后的差异之处进行了归纳。从中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从颁布实施至今已历经两次修改,特别是2012年的第二次大修,在庭审结构方面有显著的变化,当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新增加了第一百三十三条,证据交换制度也是在这次大修中第一次以程序法为载体出现。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我国民事审判在优化庭审结构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四)庭前证据交换与程序公正    

法院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普遍按照如下程序 进行庭审:1.庭前准备;2.归纳控辩双方意见,揭示争议焦点;3.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以及事实的真实性;4.综合辩论;5.合议庭评议;6.宣判。审理是对案件重组(回放),对案件的重组主要是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去伪存真。法官如果能通过证据交换活动,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就将当事人双方的证据予以固定,明确案件争议的焦点,则可为之后庭审工作的顺利开展夯实基础,同时也能让参与诉讼的各方更清楚地了解对方所举证据,从而确保审判程序的透明公正。    (五)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与诉讼效率    在当前民事诉讼案件高发化、案情趋于复杂化、案件类型多样化的环境下,法院仍然延续采用证据随时提出的制度,是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审判节奏。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的案件,如果法官完全依靠庭审来理顺案情,明确争议焦点,排除无关联证据,摸清事实真相,最后实现定争止纷,笔者认为此举并非最理想的方式。在案情尚未明朗的情况下,法官恐须在庭审中耗费大量精力从双方激烈的博弈中获取真相,倘若还要分摊精力去认证和排除繁杂的证据,这无疑于加大审理工作的强度,法官也很难对事实部分作出高效准确的判断。如果证据交换能够达到其确立的预期目的,那么法官在庭审前采用证据交换,上述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法官也能提前明确主审的方向,理清审判的思路,毋庸置疑确实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运用现状    

(一)民事案件审理情况    

目前,C市Q法院内设两个民事审判庭和五个派出法庭承担辖区内的民事审判工作。近年来,受整体经济下行趋势影响,民事案件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并一度高居不下。据统计,2013年全年,民事案件收案2610件,结案2518件;2014年全年,收案2633件,结案2377件;2015年,收案3870件,结案3592件。2016年截止8月31日,收案2608件,结案1669件,预计到年底收案量不低于2015年。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2013年和2014年收案量、结案量基本持平,但从2015年开始案件数量猛增,而法院的人员结构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Q法院审判人员办案的周期必须缩短,科学、正当的审判程序既能保证诉讼的效率,缩短诉讼周期,亦能保证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    

(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运用情况    

证据交换制度的实际运用情况真如立法者预期的那样吗?现实却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系因为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形式化以及制度设置上的缺陷、配套措施的效力过低,共同导致其在审判实务中的运用率极低。据了解在C市两级法院中,仅有C市法院知识财产权庭会常用证据交换,而各基层法院中极少有法官会启动证据交换,Q法院每年采用庭前证据交换的民事案件寥寥无几,只有法官通过初步评判认为案件确有疑难,运用证据交换确能把握审理方向的案件才会组织当事人到庭进行证据交换。例如原告李某与被告某国营企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法官阅卷后了解到案涉工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竣工交付使用,工程主体早已损毁,参与工程的各方始终未对工程造价达成一致的结算意见 ,李某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起诉被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资金占用利息。法官认为假设李某所诉被告拖欠其工程款成立,被告时至今日仍未给付,应该是结算时出现了分歧,而之后各方又各持己见,因此工程款一事才久拖未决,如果先行组织双方交换证据,确定双方争议焦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便于庭审工作的顺利开展。于是答辩期满后,法官即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此次证据交换的效果甚佳,确实为之后顺利结案打下了伏笔。然而上述案例仅仅是Q法院众多诉讼中的个案,法官是基于该案案情特殊,案涉工程因年代久远,主体已灭失殆尽,工程量难以确定,审理工作十分棘手,若能在庭前明确争议焦点,法官便可以有效的掌控之后的庭审。    

(三)庭前证据交换配套措施    

一旦法官认为某一案件适用证据交换,并且预判通过证据交换能够对审判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保证这一期盼的实现,法官往往会采取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普遍的做法为:一是由法官引导、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考虑到当事人法律素养和诉讼观念,无论是原、被告均不太可能主动提出证据交换,鉴于此,主审法官往往会依职权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到庭参加证据交换,并将交换后的证据,按照对案件有无实质性影响、当事人有无异议等标准分门别类的编号、备案。二是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时效的相关规定。为确保证据交换能达到最理想化的效果,防止当事人恶意隐匿证据,在庭审时“证据突袭”,法官会告知当事人证据交换之日即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当事人不得逾期提供证据,否则法院将依法予以训诫、罚款。三是限定证据交换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对于证据交换后的新证据,当事人不得直接在庭审中出示,应当先行向主审法官说明原由,情况属实且与案件有紧密关联的,在第一次开庭后,可组织双方进行第二次证据交换,理由不成立的直接予以排除,由举证人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以上述原告李某诉被告某国营企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为例。原告李某在立案时向法院提交了如下三组证据:1.被告与承建案涉工程的A、B两个建筑工程队签订的施工协议、被告与建筑工程队的挂靠协议;2.A、B建筑队所属的政府部门出具的关于建筑工程队注销的情况说明;3.案涉工程的施工图纸,施工图纸甲方代表处署有曾某的签名。主审法官阅卷后依职权启动证据交换程序,告知当事人庭交换证据的日期,同时强调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所有证据务必在此次证据交换前提交。如在庭审中“证据突袭”,视为其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法院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予以惩戒。之后,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与承建案涉工程的A、B、C三个建筑工程队签订的施工协议;2.两份被告的付款凭证(收据),两份收据的收款人处分别加盖有A、B建筑队的印章,且署有原告李某的签名,付款事项为案涉工程款,付款金额共计人民币76万元。    

通过对原、被告所举证据进行对比,我们不免会产生疑问,案涉工程究竟是由哪个建筑队承包?工程款多少?被告所付款项是否属实,若属实是否仍有差欠?原告李某在递交给Q法院的诉状中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给付的工程款金额为51万元,在事实与理由中并未明示总共有几个建筑队参与了案涉工程的承建,亦未提及被告有向其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案情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但在接下来的证据交换中,上述问题都将找到答案。    

在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日,主审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代进行证据交换。首先,法官当庭出示证据原件,将复印件互换后,送达给当事人留存。随后,法官开始询问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所举证据的意见。被告表示对原告方的1、2项证据均无异议,对第3项证据有异议,理由是原告李某在修建案涉工程时挂靠于A、B两个建筑队,但案涉工程总共分包给A、B、C三个建筑队施工,李某是A、B建筑队的实际施工人(包工头),虽施工图纸上有被告现场代表曾某(当时被告原料分厂的负责人)签字,但不能确认李某完成的工程量,且被告已向原告给付了工程款76万元,不差欠原告任何款项。原告对被告方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其理由是案涉工程确由A、B、C三个建筑队共同承建,李某作为A、B建筑队的实际施工人,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其余部分由C建筑队的实际施工人欧某完成,工程已竣工交付使用,因双方对适用定额出现分歧,所以一直未能完成结算,被告给付的76万元是部分工程款,还有尾款51万元未给付。    

双方当事人发表完意见后,法官梳理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双方均承认案涉工程由A、B、C建筑队共同承建,李某作为A、B建筑队施工人,完成大部分的工程,被告已向原告给付76万元工程款,这部分事实有原告的证据1,被告的证据1、2印证。原告的证据3和被告的证据2系有异议的证据。法官明确了双方的争议焦点:李某应当收取多少工程款?被告是否已经付清了全部工程款?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因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法官予以排除。    

该案证据交换后,法官明确了双方的争议焦点,审清案件的关键在于须查明原告李某所完成的工程量以及案涉工程计价应当采用的定额。在之后的审理工作中,通过调查取证,取得C建筑队施工人欧某的证词,确定了李某的工程量,并在查证建筑行业相关规定后,确定案涉工程应强制性适用95定额,而按照95定额计算出的李某工程量的工程造价与李某诉请的工程款51万加上被告已支付的76万元之和一致。    三、庭前证据交换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上述案例系C市Q法院在证据交换方面运用较为成功的典范,但是更多的时候,法官少有启动证据交换程序,究其原因,与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两大硬伤不无关系。    

(一)预期目的难以实现,制度形同虚设    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形形色色,法律素养参差不齐,时常会有在举证期届满后,当事人当庭提交新证据的情况,不仅可能影响诉讼的公正性,也陡增了法官庭审的工作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就举证时效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因“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届满”,故举证时效制度是保障证据交换有效施行的前置条款。第六十五条的内容确实有对于逾期举证的约束和惩戒,但仔细解读后我们不难看出,该条款并未对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强行排除,实际上给当事人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证据突袭”的当事人都会以各种“正当理由”进行规避,而法官为保证庭审能够正常进行,对于这种现象也显得无可奈何,启动证据交换难以实现提高诉讼效率,维护程序公正的目的。    

(二)法官启动积极性不高,运用率低下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证据交换作出强制性规定,证据交换也并非在当事人之间自行进行。 C市Q法院依照《民事证据规定》,由主审法官主持证据交换。当前,C市Q法院与诸多法院一样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启动证据交换,无异于增加了法官的负担,更何况进行证据交换并不一定能够避免“证据突袭”和提高诉讼效率,因此大多数法官主动运用证据交换的积极性并不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谁也不愿去做费时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情。    

(三)庭前证据交换程序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C市Q法院在组织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发现即使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机会下进行证据交换,一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时,仍会出现否认或者提出新证据的情况,导致证据突袭。如《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开庭审理时,如双方当事人不再提出异议,便可予以认定”,那如果当事人提出异议,则不予认定。并且对在庭前证据交换中提供的证据不合理或者不提供的,法律也没有相应的强制性规定,这样往往使得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只是单纯的交换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准确认定,使得庭前证据交换流于形式,不能产生实际效果。    

(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与举证时限制度不衔接    

庭前证据交换与举证时限密切相关。“举证期限是指证据必须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提出来,否则就失去了证据的效力。”[4]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的规定,庭前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庭前证据交换日顺延,即无论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之日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经法院确认还是法院制定,无论是否延期,庭前证据交换之日必须与举证期限相重合。这样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如果在届满前组织证据交换无疑缩短了举证期限,不利于当事人举证权利的行使。但如果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组织当事人在某一日进行证据交换,在证据交换之前的证据能否被采纳又成为一个新问题,其原因是此时举证期限届满,但《证据规定》规定,庭前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由于还没有进行庭前证据交换,期限可视为未届满,证据是有效的,这时允许再进行庭前证据交换,这无疑是对举证期限制度的破坏。    

四、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对策建议    

据统计,在美国由于证据开示等庭前制度的完善,有95%以上的民事案件,法院都不必开庭审理。而在我国,大部分案件都是以判决方式结案,因此确立证据交换制度是民事审判改革进程中的一大亮点,也是提高审判效率的必经之路。笔者认为,要体现出证据交换制度应有的价值,须从完善立法着手,用制度去保障证据交换的效用,才能有效解决证据交换在实际运用中出现的问题。    

(一)健全庭前证据交换制度    

一是对证据交换作强制性规定。确定在答辩期限届满后,开庭审理前,对经法院“繁简分流”认定属于疑难复杂的案件,组织当事人对全部证据进行交换,不得隐匿;对隐藏证据,故意不在庭前证据交换时出示的证据,开庭审理时原则上不予认可,以防止证据突袭,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二是明确证据交换的范围。制定细则,明确何类案件应进行证据交换。虽然现在提倡案件“繁简分流”,但对于“繁”“简”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而每个法院都是因地制宜,难免有所冲突,因此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除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以外,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均应认定为疑难案件,应当根据证据交换规则组织证据交换。这项制度一旦在法律层面上确立,诉讼案件就从立案阶段起对是否采用证据交换进行了划分,即便立案时为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发现案情疑难复杂的,亦可依职权转为普通程序,在第二次开庭前应当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三是应当由当事人自行进行证据交换。目前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或认为应当坚持由法官主持,或认为应当推行法官助理制度[5],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尽管当事人本身的素养难以达到自行进行证据交换的程度,但在实际的诉讼过程中,凡从“繁简分流”制度中分流出来的复杂案件,95%以上的都是有诉讼代理人的,担心实属不必要。将证据交换交由当事人自行进行,不仅顺应了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改革的要求,而且法官还能从纷繁的审判事务中释放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其余的诉讼环节当中。    

(二)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规则    

一是赋予立案法官审查与排除证据的权利。从前文对证据交换制度在立法层面上的设想,笔者认为当事人之间进行证据交换的,可扩大审查人员的范围,由立案庭法官在立案时即对当事人提交的需要交换的证据进行排查、筛选,因为一旦没有法院直接的监督,当事人为达到胜诉的目的,可能会出示大量无关紧要的证据,因此对于证据交换规则可适当灵活应用,做到放开但不完全放任,避免当事人滥用证据交换的规则。

二是完善当事人举证时效制度。探讨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与之紧密联系的制度就是举证时效制度,只有在进行证据交换时加入举证时效制度,才能最大化保障双方当事人权利,防止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复利用证据规则无限次举证,既浪费诉讼资源,也无法提高审判效率。因此,法院在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时,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原则上只进行一次证据交换,确有影响结果的新证据存在时,可以进行二次证据交换。证据交换结束后,在开庭审理时,承办法官不再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这样的限制性规定可以让举证时效制度最大限度保障证据交换,同时也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三是设立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在收到法院证据交换通知书后,存在有选择地提供证据或不提供证据的可能,仍然存在“证据突袭”。这时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当事人当时没有这一证据不可能进行证据交换。第二种,当事人知道存在某一证据,但无法收集,或虽向人民法院申请取证,人民法院没有收集。第三种,当事人有某一证据,但不提交进行证据交换。为了避免当事人不提供证据进行交换或搞证据突袭,应当推行证据失权制度。证据失权,即当事人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实质是丧失证明权。证据失权制度,即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在期限经过后不得再次提出,当事人因此而丧失证据提出权和证明权的一项制度。证据失权制度有利于公平原则的落实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在法律上规定证据失权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间,能够为双方当事人创建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而证据在期限经过后失权效果的产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法庭审理中出现因突然袭击而导致一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    

(三)明确法官在证据交换中的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指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行使的一项具有权利义务合并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是一种法官为了明了原告或被告主张的请求和事实情况而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加以引导的积极行为。法官在证据交换中充分行使释明权,既可以有效确保实体判决之公正,又可以提高审判效率。

一是对请求权基础的释明。请求基础是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赖的事实及法律理由,由于当事人法律素质等原因,其请求权基础可能出现错误,此时,法官不应予以简单驳回,而应予以释明后,由当事人再作选择。C市Q法院作为基层法院,案件当事人大多是不懂法的村民,明确法官在证据交换中的释明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原告起诉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但在证据交换时,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为合同无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不告知原告,原告肯定败诉,如果法院告知原告,原告就可以改变诉讼请求。

二是对继续提供相关证据的释明。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关键,也是当事人取得胜诉判决的基础。对当事人在证据交换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的,法院应注意加以引导,予以释明。

三是对交换程序及交换行为的释明。对交换程序的释明即告知当事人证据交换的的规则、程序和出示证据的规格要求等;对交换行为的释明即指导当事人有针对性地进行举证,并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鉴定、对当事人已经交换并表示无异议的证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或者撤销等。

结  语    

一项好的诉讼制度能够给审判程序带来积极的作用,笔者相信当前证据交换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暴露的问题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修正,在如今司法体制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乘势而上,推动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不断完善,让这项制度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第三十八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第三十九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
[3] 汪海燕:《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154页。
[4] 宋英辉、汤唯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
[5] 陈志超:《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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