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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到庭制度实证分析
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7-02-07 分享给好友:

新刑诉法的修订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原则写入,突出了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但很多人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却忽略了整个犯罪过程中真正遭受物质、精神损失的却是被害人。实务操作中,被害人出庭率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刑诉法赋予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及各项权利名存实亡,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出现被边缘化的现象。被害人出庭率低既与“重打击、轻保护”的环境有关,也受制于刑诉法立法上的缺陷。本文拟立足Q法院刑事司法实践,就公诉案件被害人出庭率低作出分析,并针对如何完善被害人到庭制度提出建议。     

一、Q法院刑事案件被害人到庭情况考察     

2013年,Q法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07件,以罪名来看共涉及39类。审结案件中因侵犯具体法益而有具体被害人的有13类,且多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案件(见图一),主要包括盗窃罪129件,交通肇事罪41件,故意伤害罪20件,寻衅滋事罪16件,诈骗罪11件,抢劫罪8件,强奸罪8件,抢夺罪3件,聚众斗殴罪3件,合同诈骗罪3件,拐卖妇女儿童罪1件,猥亵儿童罪1件,故意杀人罪1件,共计24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60.2%;而同期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只有4件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适用率仅为1.84%。审结案件中因侵犯抽象法益而无具体被害人的案件26类,且多为侵犯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案件,主要包括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罪,危险驾驶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等计162件。总体而言,Q法院审理涉及存在具体被害人的案件共计245件,其中侵犯公民财产型案件占比约为52.65%,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型案件占比约为28.16%。    

下面笔者试从侵犯公民财产型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型两大类案件角度对被害人到庭情况进行分析:     

(一)侵犯公民财产型犯罪中被害人到庭情况    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盗窃罪,占所有存在具体被害人案件比例为52.65%。在Q法院审结的129件盗窃罪案件中,连续盗窃、多次盗窃的案件数量达70件,占审结盗窃案件的54.26%,导致盗窃罪中被害人数量众多,部分共同犯罪的盗窃案件被害人甚至达到30人以上。对于被害人为一人的案件虽然数量达到59件,但此类案件被告人往往是临时起意或者初犯,赃款赃物能够及时追缴,同时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会积极赔偿,争取被害人谅解(见图二)。在所有的盗窃罪案件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将赃物发还被害人和庭审前被告人与被害人就赔偿达成协议的案件数量达到95件,占已审结盗窃案件的73.64%。    

由此可见,在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犯罪案件中,对于初次犯罪、临时起意犯罪等案件,由于该类案件的赃款赃物能够及时追缴,在侦查阶段或者审查起诉阶段会及时发还被害人,被害人利益能够得到弥补,缺少到庭的积极性;对于多次犯罪的惯犯、累犯,此类案件涉案赃物追缴难度大、被害人涉及人数较多,审判阶段通知其到庭参加诉讼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实务中侵害公民财产权利的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出庭率低成为普遍现象。    

(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型案件中被害人到庭情况    

实践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多集中于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等案件,占所有存在具体被害人案件数量比例为28.16%。在已审结的41件交通肇事罪案件中,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主动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赔偿的案件数量有37件,占90.24%,均是庭审前被告人为了争取减轻处罚而主动赔偿以取得被害人谅解,但其后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以民事诉讼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的案件数量达到24件,占58.54%;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数量为0件。在已审结的20件故意伤害罪案件中,庭审前被告人或其近亲属通过向被害人赔偿以取得其谅解从而作为减轻量刑情节的有14件,占70%;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仅为2件,占10%;另行提起侵权之诉的为2件,占10%。在已审结的8件抢劫罪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将赃款赃物发还被害人或者庭审前达成赔偿协议的4件,占50%;另有1件案件系抢劫未遂,3件案件未说明财产发还或者赔偿情况。(见图三)    

由此可见,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中,一方面由于刑附民赔偿范围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相对狭窄,被害人往往在刑事案件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为了争取被害人的谅解,在侦查、审查起诉或者审判前往往会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而在量刑过程中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被害人缺少到庭的积极性。由于上述原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到庭率偏低也成为普遍现象。    

二、被害人到庭率低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分析来看,存在具体被害人的案件多集中于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中。笔者认为,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出庭率低成为普遍现象的原因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一)诉讼结构的制约所谓刑事诉讼结构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参与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无论是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亦或三角结构,所强调的是控、辩、审三方的关系,即控诉方、辩护方和审判方在刑事诉讼中的组合方式和相互关系,但对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地位却未予明确,导致刑诉法所赋予的被害人各项权利在审判实践中无法得到落实。虽然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目的上,控诉方和被害人一致,但控诉方更强调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是一种抽象的利益,被害人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补偿,更多的是一种具体的利益。这就导致部分案件中,控诉方的请求并不能完全包容被害人的诉请。刑事诉讼法中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和相应的救济权利,或多或少是出于此种目的,但由于整个诉讼结构均是强调控、辩、审三方的关系,被害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往往沦为控诉方的附庸,导致其缺乏参与诉讼的积极性。    

(二)刑诉法规定的瑕疵首先,公诉案件侦查阶段的被害人地位仅仅相当于证人,其询问方式、程序都是适用询问证人的规定。其次,审查起诉阶段的被害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委托代理人,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其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但被害人对于卷宗的查阅、申请调取证据等权利却未予明确,且缺乏相应的救济方式。最后,审判阶段的庭前准备规定对于决定开庭审理的案件至迟在十日以前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但对于被害人却只是传唤其到庭,至于起诉书却未予明确是否向其送达,导致审判阶段赋予被害人的申请回避权、辩论权等有被边缘化的嫌疑。被害人往往无法得知案件处于何阶段,导致其到庭参加诉讼的辩论权成为一纸空文。    

(三)实践操作的困境    刑诉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客观上决定了刑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范围。但是依照刑法分则的结构,其保护的法益多为抽象的国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往往没有具体的被害人。对于涉及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是连续犯,涉及被害人较多。考虑到刑事诉讼案件的审限和效率等因素和被害人到庭后行为的不确定性,法院在庭前准备阶段不会向其送达起诉书,作出判决后也不会向其送达判决书。刑事案件二审发回重审的理由“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往往强调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对于起诉书未送达被害人等情形,造成其无法到庭参加诉讼的,虽然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二审法院却不会以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予以发回重审。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虽然会告知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考虑到刑诉案件的审限和效率等实际情况,往往会建议其提起民事诉讼。这就导致部分刑事案件无具体的被害人或者虽有被害人但却无法到庭。    

(四)理性经济人的考量    

首先,刑诉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和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对于查明确属被害人合法财产的涉案财物,应当依法及时返还。其次,人民法院在量刑时,依照量刑指导意见之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刑诉法解释关于“ 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之规定, 将被告人对于被害人的损失赔偿和退赃的情形,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为了减轻刑罚,其近亲属或者本人会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最后,我国刑诉法针对未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设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其赔偿范围与侵权责任法的赔偿范围相比,明显偏低。被害人往往选择在刑事案件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被害人的损失已经得到赔偿或另行提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其不会也不愿意参加到诉讼程序中,导致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到庭率偏低成为常态。    

三、完善被害人到庭诉讼的若干建议    

(一)重塑刑事诉讼结构无论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抑或线性结构其存在的缺陷不容质疑,线性结构无法保障被告人的权益,三角结构弱化被害人的利益,已无法与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价值相适应。要改变这种形式,笔者建议应在三角结构和线性结构的基础上重塑现行的刑事诉讼结构,即构建以审判方、控诉方、辩护方和被害方为顶点的四面体结构,也就是控诉方、辩护方和被害方处于四面体底面的三个顶端,审判方处于四面体的顶端(如图四所示)。此立体结构能有效保障各方的权益,增加刑事诉讼庭审的对抗职能,强化被害人的到庭意识,将刑诉法赋予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予以充分实现,注重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人权,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但是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片面扩大该结构的受案范围,将可能导致刑事案件诉讼效率低下等情况。为了解决此问题,笔者建议应明确四面体刑事诉讼结构的受案范围,即依据刑法分则的结构,对于拟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之犯罪应适用此结构;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可以推选代表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代表人参加诉讼,解决公正与效率的冲突。    

(二)规范刑事返还程序    实务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涉案财物的返还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救济程序,尤其是侦查机关对于涉案财物的返还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价值相违背。侦查机关将涉案财物返还的前提是涉案财物属于赃款赃物,也就是说明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而我国刑诉讼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涉案财物的判决前返还程序,严重背离无罪推定原则。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对于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后,已经被返还的财物该如何处理,现阶段的法律、司法解释都未给出明确的规定。涉案赃款财物在侦查阶段的返还,导致被害人缺少出庭的积极性,刑事诉讼庭审阶段往往流于形式,对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形成无形压力。    

对此,笔者认为对于赃款赃物在侦查阶段的返还应作出严格限制,对于不及时返还将导致被害人生产生活经营困难的或者提供有效担保的,可以返还。另外建议将财产返还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应当保障财产返还活动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方式会提高被害人到庭的积极性,发挥庭审的对抗职能,形成定罪、量刑和财产返还层层推进的庭审程序,对于财产返还情形应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由此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被告人对于定罪量刑都无异议,但是单独对于财产返还的问题提出上诉该如何处理。对此,笔者建议可以参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程序,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不服提起上诉处理的情形,定罪量刑部分发生效力,但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经审查,第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并无不当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只需就财产返还部分作出处理;第一审判决的财产返还部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以刑事裁定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三)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    被害人不愿到庭参加诉讼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诉讼权利范围受限。要完善被害人到庭制度的重要方式就是要扩大被害人的权利。虽然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为当事人,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其他制度却未予明确。对此,笔者建议,审查起诉阶段要赋予被害人查阅卷宗的权利,确保其到庭时能够有效应对庭审;为了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平等,还要赋予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为此应扩大《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规定》的适用对象,即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应增加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也可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其次,要统一向被告人和被害人送达起诉书的时间,即在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害人。并将应当向被害人送达起诉书而未送达的情形作为“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以程序不合法作为法定发回重审的理由。最后,对于拟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之犯罪,赋予该类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这既与被害人的当事人诉讼地位相适应,也是四面体的刑事诉讼结构的应有之义。但是任何权利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如果对于上诉范围不加限制,将会造成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增加二审刑事案件数量,严重违背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原则,因此,在赋予被害人相关权利的同时应当施以必要的限制,防止其滥用。    

(四)强化被害人诉讼利益

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被害人出庭参加诉讼往往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却大相径庭。依照刑诉法解释之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依照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对于因侵权致残或者致亡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都属于赔偿的范围,而在实践中该项目是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被害人往往不会到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于刑事案件判决后,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由于公诉人和被害人诉讼目的的不同,出于保障被害人到庭制度和诉讼效率的考虑,笔者建议统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赔偿范围和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即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求偿权。为避免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笔者建议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尤其是因犯罪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害人。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利益,提高被害人到庭率,保障被害人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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